其次，课程质量标准更加规范，避免了选修课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过去，同一门选修课由于不同学院开设，选修人数的不均匀，出现了“大小班教学，考试用不同的卷子，学生认为不公平”的情况，修订后的本科教学计划将克服这一情况。同一门课程归口管理，统一课程大纲，统一课程质量标准，用同一张考卷，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评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最后，学生的选择余地更大了。比如，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利用大学四年修满了经济学院的应修课程A类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经济学第二学位。同样是这些应修课程，他没有能力修完A类，而选择修完了B类，则相应地获得《辅修本科专业证书》。这一做法进一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硬性分配制，改变了因同学选不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造成选修课“选而不修”、“修而不选”的尴尬状况。
学分制的实质是以学生为本

《大学周刊》：国内大学的学分制已实施多年，看来您对目前实行的学分制不是很满意，您认为真正的学分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邬大光：学分制从其本源意义而言，是给学生学习自由，这种学习自由包括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自由和选择学习方式的自由。通过这种自由的学习使学生始终保持着对于知识探究的兴趣、并使学生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保持着适度的平衡。因而，衡量一所学校是否真正达到学分制，需要看学校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学生选择的自由。

我们曾查阅并统计了北京大学等11所“985工程”高校，从选课自由方面而言，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平均是在23.4%。在我国最好的高校像北大、清华，选修课学分也不会超过总学分的35%，厦门大学是28%。有的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全校课程百分之百选修，但学生实际的自由度不到10％，所谓选修只是经过一定的管理系统进行技术性选修而已，实际上还是必修课。而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其选修课比例大致在50%左右。虽然，选修课比例不是反映学分制改革的唯一指标，但是，中国目前这种不足30%的选修课程比例，绝不是真正意义的学分制。

在我看来，这两种比例的差距最主要是由人才培养模式上的不同造成的。例如，美国学生是入校以后才确定专业的，而中国学生是在入校之前确定专业的。前者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尝试性的课程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的专业，而后者则是在专业教育的框架内拓宽课程选择。由于模式不同，其资源配置方式就有别。在美国，一个专业的组织方式是偏于学术型的，是根据学生的需求随时组装，跨学科交叉设置专业是常见的事。而在中国，专业的组织方式更趋于行政型，更多的是从学科和教师的生存发展来考虑的，这就很难实现跨学科交叉融合。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从表面上看是选修比例的增加，而从其实质上看是建立一套以学生为本的现代大学教学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文本意义上选修课程比例的提高，更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的角度重新考虑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大学周刊》：国内大学还作了不少改革，如转专业、主辅修制、双学位、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等，厦门大学的改革是否也包含这些内容？

邬大光：的确如此。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包括厦门大学，都在实施转专业、主辅修制、重修制、双学位、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等。据我了解，实行主辅修和双学位的高校，大都是单独开班，不能与正常的教学共享。就转专业的比例而言，目前高校转专业的比例至少在5%，最多可达到15%，而一般则在10%左右。从转专业和主辅修制的专业来看，基本上都是每个高校的优势学科或热门专业，可以说，目前每个高校都面临着巨大的转专业和双学位的压力。厦门大学每年招5000名本科生，2/5的新生无法满足第一专业需求，本来想读经济学院，但不可能招那么多，把分数靠后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