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说了，外婆家很穷，兄弟姐妹又多，家里几乎没什么吃的，你们兄弟几个现在吃的米饭可是想都不敢想的，更不用说还有菜或者肉什么的了。有一次，大舅得了五分钱，领着兄弟姐妹几个人跑到好远的火车站那里买糠饼吃-----很难下咽的，但是都觉得是很幸福的了。

我是一直都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嫁到我父亲这边来的，毕竟扶绥离钦州还是挺远的。母亲过门来那会儿，父亲穿的皮鞋都是借来的，家里实在是穷。分家时，母亲和父亲得到的“财产”是：一口锅；3斤米；一只带有三只小鸡的母鸡。母亲提起这事来就只说一个字-穷，但也没太多的怨言，或许是当时村里的人都是那样吧。

父亲说，当年的三斤米两个人一天就吃完了（还是略显不足）。可能是缺乏油水，所以人特别能吃，也可能是正当年壮之时。现在呢，三斤米可以供家里人吃上早餐和午餐了。没有米下锅可是件大事了，怎么办？父亲说，第二天早他上山砍了一担材到小镇的食品站去卖了，然后再把米买回来，风雨不停---母亲生下大哥的坐月期间，她只得了一只母鸡来补身子，只有到我的时候情况才稍微算是有所好转。

小的时候一直都觉得母亲很高的，但是现在就觉得小多了。母亲能干耐苦，我从懂事开始就发现，家中多数的农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做完的，而父亲则是外出挣钱去了，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回来，主要是负责稻田的犁耙、收割等妇女实在弄不来的粗活。很难想象母亲那小小的身躯曾经是能够挑起几乎两倍于她体重的重担的。

母亲每回想起当初的日子总是说，能够生下三个儿子是唯一的好处。当然母亲也是想要个女儿的，但是在生下小弟后不久就实行计划生育了。确切地说，小弟都还是超生的，还被罚了款的，好在那时父亲一直都很努力挣钱，家里虽说不上富裕，但是基本的花消也不成问题。

母亲要强。嫁给父亲那会儿真的是穷困，房子还是盖在亲戚家的地上的。而且恰逢**动乱，受父亲不良身份（地主成分）影响，村里一些人还经常欺负到母亲头上。母亲心中是有委屈，但不曾和旁人说出来，只有到后来父亲外出做矿石生意发了家，到镇上起了新房之后才和我们兄弟几个说起当初的诸多辛酸往事。许多时候，母亲都是把话忍住，搁在心里。印象中就只有一起次例外。那时家还没搬，十婶娘家来了人。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他们的一些刻薄的言语吧，母亲和她们吵了一架----

兄弟三人当中就数我的身体最差。夏天天气热啊，我又喜欢外出到处玩耍，隔三差五就发烧。去医院打针在我的童年当中占了好大一个板快，当然在这个板快当中，母亲总是那个走在去小镇诊所路上我最依赖的人。每次发烧的时候我都不想吃平常的饭菜，反胃厉害的很。唯一能吃的是母亲从田地里挖回来的番薯和煮过之后的汤。母亲告诉我，还是在我不满一岁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在哭，而且大小病不断。母亲和父亲曾为此到处求医。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如何想的。大嫂生下小侄子后，小孩子有段时间也是每天晚上都在哭，而且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烦得大嫂都跑到屋外面去了。惟有母亲抱着小家伙在屋里不断来回走着，哼着童谣哄小孩子入睡。这或许就是生儿育女的艰辛吧。

母亲不识字，但是除了白话，壮话之外，母亲还会说普通话。还是很小的时候，每年的7月鬼节，母亲都要带我们兄弟几个回外婆家，中途在南宁休息一个晚上。母亲在和城市里的人交流的时候说的就是普通话，尽管不是很标准（当地的人说得也不准），但是我能感觉得出，母亲说得不比许多识字的人差。前些年给母亲办了张农行卡，怕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