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系学生赵辰在读大三时，来到北京某中央级报社实习。

在实习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她远在襄樊的父亲突然带着秘书来到了报社，并给赵辰所在的实习部门的每位编辑送上了礼物，笑容可掬地请求各位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而且和部主任谈了很久，详细询问了该报的情况。

显然，她的父亲是在为女儿将来找工作时打下一个伏笔。这家报社在一年后———2008年5月，开始招聘应届毕业生，录取名额10个，而应聘者3000多人。

在应聘考试期间，编辑们看到赵辰父亲的身影，多次出现在报社。

最终，赵辰没能进入该报社，而是去了一家杂志社。后来，赵辰在电话里告诉带她的编辑老师，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杂志社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还曾被她父亲邀请到襄樊，游历了五当山和神农架。

这几年，全国高校的新闻专业“呈爆炸式增长”。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开设了新闻专业，民办高校或高职的计划外招生专业中，也几乎百分之百有新闻专业。但是，新闻专业的就业行情并没有呈现“爆炸式增长”，相反却僧多粥少，对于一个名额的竞争异常激烈。这是赵辰的父亲亲自出马替女儿公关的原因。

像赵辰父亲那样，许多大学毕业生家长都卷入了子女就业的公关之中。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看到自己的孩子单枪匹马地为就业而闯荡，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家长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的社会关系参与到其中。

这是人们常常能看到的场景：在许多学校举办的小型招聘会上，闪动着许多为人父母的身影。他们总是在招聘会尚未开始时，就早早地到会场打听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多是一些没有路子和票子的普通父母。

今年5月份，记者在北京某高校目睹了一些学生由家长陪同前往用人单位摊位前面谈的景象。面谈过程中，学生发言的时间还没有其父母多，结果谈了一家又一家，最终仍一无所获。用人单位负责招聘的人对学生说：“你本人都要靠别人来推销，企业还能靠你来推销产品吗？”

父母的“代理行为”愈演愈烈，甚至于一些父母还充当替身，在招聘会上参加现场面试。

“毕业即失业”的局面，锤炼着父母们，将他们拖入了子女就业的战车上。一些家长不得不提前很多年就为子女就业做打算。

杨工是文革前“哈军工”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当年北京的银质奖章获得者，可谓“又红又专”。可是自己的儿子学习却一直不太理想，高考那年考了400多分，按说上个“好点的高职”或民办院校，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杨工考虑的问题是，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而自己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能量和门路，经历过文革的杨工绝不希望儿子再像自己当年一样，荒废了专业。思前想后，杨工开始冒着高温酷暑穿梭于各校的“招生说明会”，进行“货比三家”的调查研究。

某重点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引起了杨工的注意。这里虽然学费高一点，但可以在本校内上课，可以走读，最重要的是入学时可签署一式三份的“就业保障协议书”，由甲方(某公司)、乙方(学生本人)、监督方(校方)各执一份。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有10项之多，但最重要的是“乙方如能按时修完全部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实习报告评定合格，毕业时取得国家承认的专(本)科毕业证书，甲方负责安置到相关企业就业。”

杨工考虑再三，为了免除今后就业和找工作的后顾之忧，又对儿子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最后决定还是来“继续教育学院”学习。

现在，儿子还没有毕业，不知到时是否真的能顺利“安置”就业呢？杨工当年做的“转型”决定，是否正确呢？

“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底。”杨工说。

杨工的儿子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毕业后就业市场的凛冽。他告诉记者，如果合同方失约，就自己去创业，而不是依靠父母。

对于未来找工作的方式，在校